乳企发展模式之辩：急功近利，还是道德沦丧？

乳企发展模式之辩：急功近利，还是道德沦丧？

－－－－三鹿奶粉事件 评论之二

刘国宏

（2008年9月27日）

乳业发展一般有四种组织模式：“品牌＋市场”模式，奶源建设发展速度最快，农户获得的实惠也最多；“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奶源建设发展速度较慢但最符合中国国情；“一条龙＋农户”模式对农户的支持最大；具有较强市场竞争优势的组织模式是“奶农技术协会＋农户”模式，但是农户获得的实惠最少。四种模式均可得到政府的有力扶持。从这几年实际运作情况来分析，蒙牛从一开始走得的是“品牌＋市场”这条路，而后企业发展壮大到一定程度后走的是“公司＋基地＋农户”，而且正是这一条符合中国国情之路使得公司走得很好。

实际上，厂商并不愿意参与奶牛养殖这一环节，其做法就是将一大块业务外包(如同比亚迪手机业务)，类似于西欧国家将劳动密集型、重污染以及增值最小的生产环节外包。至此，我们不得不佩服内蒙古乳企领导人读懂了中国的政治，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对价值链进行合理分工，做自己最擅长和增值最大的一块，实现了自身及各方利益的最大化，但三鹿奶粉事件的发生，使得我们在佩服他们的高明之余，不禁要对其说到了企业反哺产业链健康发展的时刻了。
企业要建设自己的奶源基地，要付出巨大的时间和资金成本，同时建设国际标准的牧场门槛极高，需要高技术、高资本投入以及专业人才。为了争夺奶源，大多数乳企并没有大规模建设自己的奶牛场，而是将此环节相当于外包给了奶农，这一环节之间就产生出挤奶站(也有人将其当作奶贩子)。　经过几年的博杀，先建牧场后建市场的企业已不见踪影，相反将精力放在下游的蒙牛和伊利成为最具有竞争力的优势企业，从两家公司公开信息所披露原奶供应情况如下图所示，实际上我们所了解的是蒙牛有6家牧场，除本部澳亚牧场(1万头)占股30%，其余只有10%的参股，这些牧场只能提供10%的奶源，另90%的奶源还是靠奶农提供；而伊利的牧场基本上是一种合作关系。
中国乳企业能快速发展到今天，很大程度在于其选择先做市场后建奶源基地的发展模式。中国乳业目前是利乐包装常温奶占据较大份额，常温奶保质期可以达到一个月甚至更久，这就能使企业在没有异地奶源的前提下，采取先打广告迅速占领异地市场，然后再考虑建设奶源或者收购当地被打跨企业的奶源，实现短时间内做大做强。

从目前现实情况来分析，厂商和奶农之间是不存在着平等对话的条件，一两个厂商针对多个分散的个体，奶农不可能形成合力，奶农能忍则忍，因此厂商在小心地调节着这之间的供求平衡关系。而牛奶又是持续产出且不易保存的特殊产品，这种特性使奶农在整个产业链条中处于被动的境地。奶农只有选择交给哪家乳品加工企业的微小选择权，收购价格、收奶标准、收购数量等都要服从乳品加工企业，奶农没有形成真正的市场主体地位，也就不能通过参与牛奶定价而维护自身的权益。目前行业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主要是因为厂商致力于市场份额的提高而对谈判能力较差的奶农挤压过重，奶农面对饲料等价格上涨而原奶价格一直得不到提升，赚钱得不到保证，同时牛肉价格上涨同时也加速了奶农杀牛的动机。国外奶粉价格上涨又导致小厂商抢原奶生产奶粉出口的事情，其实就算是没有国际原奶价格上涨，厂商早晚也会提高原奶，因为厂商非常清楚原奶稳定供应是奶业产业稳步发展的基石。

2000年中国牛奶产量800多万吨，2008年上半年中国奶类产量已达到1915万吨。相较于发达国家的规模化奶牛饲养方式，在中国，20头以上的规模饲养比例仅占28.9%，5头以上的占76%。中国奶牛饲养方式普遍落后，还存在着奶牛当作肉牛养的现象，其结果是产出的牛奶蛋白质含量不达标，很容易带来在鲜奶中添加假蛋白的事情。乳业企业一直忙着跑马圈地打广告抢占市场份额，全球粮价与饲料价格上涨，但鲜奶的收购价只是被动提高，同时市场一有风吹草动，都将压力传递给奶农养殖这一谈判能力最弱的环节。
原料奶作为一种商品，其收购价格应该是生产出来的原料奶价值(即成本)的体现，是由价值规律所决定的，只能遵循而不能人为创造(企业单方面定价)。如果原料奶实际市场价值背离了生产成本，近期受伤害的是奶农，远期受损害的则是整个奶产业。
　　从液态奶供应链上利益的分配情况分析，流通领域的重要性以及开拓的难度，使得这个环节中利润最大，这反应出行业仍然是以做市场为第一位的，农户、奶站以及厂商所分配利润都不太高。乳品企业和零售商存在着利润空间，使得大型乳品企业之间广告战、巨额赞助以及捆绑销售屡禁不止。我们实际上有一部分原可让位于上游的利润全部被投放到市场终端的拓展上了。对企业而言，市场份额是第一位的，这就使得价值链分配中这一块利润最重，但如果为奶农和奶站这一环节所留利润不大，会造成价值链最薄弱环节承受能力逐步下降，如果问题不能得到妥善解决，会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短板。
靠外包生产环节来降低成本和风险的发展模式，使得中国的乳制品市场获得了迅速增长。然而，奶制品生产环节的增多，从而增加了更多的食品安全风险。由于奶农的分散化经营以及挤奶站素质参差不齐，带来了影响原奶质量事件的发生。从2003年开始，中国奶业高速发展，奶牛数量和鲜奶产量大幅增加。在行业大发展的背景下，负责奶牛养殖的各级农业主管部门为行业的成绩所迷惑，对其中的共性问题未能及时纠正。另一方面，2006年后，全国奶制品企业竞争加剧，纷纷“跑马占地”，这使得原料奶收购进入“卖方市场”时代，奶站相对奶制品企业占据主动地位。近年来，由于养殖成本增加，而原料奶价格未能同步提高，造成奶农收入大减，甚至“倒奶”“杀牛”；一些奶站为了谋取更大收益，“掺杂使假”十分猖獗，业内甚至出现了专业化的“调奶师”，有专业化的“调制原料”，有专门化的“销售渠道”。
　　
　快速成长的奶牛养殖业和奶制品消费市场，却没有明确对奶站的监管规范和监管部门，这凸显出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的体制漏洞，是中国食品安全“多头监管”体制失效的必然结果。因为缺乏规范完善的管理体系，加上消费者缺乏消费知识及鉴别能力，使得厂商在坚持品质方面做得很艰难。奶站监管缺乏主管部门，但不能成为原料奶质量控制实失效的理由。严格意义上说，这不是监管空白，而是监管不到位甚至监管缺位。而从政府职能转变层面，中央相关部门未能根据产业和市场发展的实际需求，适时调整中央部门的机构设置，赋予相应的监管职能，也是此次“肾结石婴儿”事件的深层制度根源。企业利益、地方利益以及政府管理部门缺位，包括企业社会道德的沦陷，这些都是导致这次重大事件的原因。